第二条关于城市生活在文化、娱乐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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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07 09:31

  “雅与俗,既矛盾又可以协调,互为作用,这大概是传统文化在趣味上一张一弛而馥郁酝酿的一种特性。”

  例如,宋词的进境反映出宋代文化艺术活动的“文人化”,越来越讲究文雅蕴藉,也就是说“脱俗”。宋代城市经济生活的发达对文艺(包括诗词)的影响不算小,词既与生活所要求的一定娱乐性、刺激性有关,便不能不有“从俗”“近俗”的特点。这两条看起来十分矛盾,实际上也未尝不可以并行。本文摘自《图说中国文化史》,有删节。

  剧场小世界,世界大剧场。从这个角度去看一个朝代的文化史,譬如宋代,不免会感到色彩光影纷披陆离,并且表现的方式、形态大不一样。各阶层的人们像是各不相同的文化角色,活动于不同的场合、“圈子”。不说理想、格调,风尚、趣味也是难以一概而言的。宋人生活的结构比较松散,比较不规范。譬如有人执于道德义理,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相标;有人忧国忧民,进退于廊庙天涯;同样是士大夫,有人则富贵乡里,脂粉队中,“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更不论大贾贵胄“买笑千金,呼卢百万”;皇帝不忘穷奢极侈,歌舞耽安;甚至在偏安一隅的南宋,也弥漫着追逐享乐的风气,士大夫不免一而悲歌慷慨,一而又以酒色声伎抑郁其无聊,或者隐逸于山水。种种或梦或醒,或悲或欢,或委曲或浅薄的文化体验、心理情绪在一个“大剧场”里生灭沉浮,他们“就像古希腊悲剧里的合唱队,尤其像那种参加动作的合唱队,随着扮演的情节的发展,歌唱他们的感想,直到那场戏剧惨痛的闭幕、南宋亡国,唱出他们最后的长歌当哭:‘世事庄周蝴蝶梦,春愁臣甫杜鹃诗!’”(钱锺书《宋诗选注·序》)

  在宋代琳琅陈列的诗文书画,尤其是最能体现一代风韵的宋词中,应该说,不仅有彼时人们的复杂感想、寄托,而且留下了时代精神的印痕和文化记忆,混杂着儿女情、风云气、无端哀怨之心怀等。宋词,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柔性——传统文化日益内向和抒情的意度特性。宋词常常织就一种感伤的美,让人感觉词这一语言艺术的表达形式,在宋代灿烂发达,确乎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宋词在文学史上继唐诗之后成为一座艺术高峰,简单说,一是表现了用别的形式难以表现的审美感觉:准确、敏锐、深切、细腻;二是在具体而抑扬变化的长短句子组合中含蓄了普遍的人生感受和文化性格。

  前者,王国维的看法可作为说明:“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后者,如况周颐谈到的“词心”“词境”,实际也就是讲宋词风格与文化性格、时代情境的关系。他说:“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人静帘垂,灯昏香直,窗外芙蓉残叶飒飒作秋声,与砌虫相和答……斯时若有无端哀怨枨触于万不得已;即而察之,一切境象全失,唯有小窗虚幌,笔床砚匣,一一在吾目前。此词境也”。

  上述认识未必能衡量所有的传世词作,但有助于了解北宋中叶后蔚为大观的主流词风的旨趣所在。宋词的渊源在于唐代的燕乐歌词和俗谣,以及诗的一定变化和延伸,中经晚唐五代之起例发凡,转变为有宋一代词人辈出,溢彩流光。

  词之兴起,原因不一。譬如有韵文形式本身求变的契因,如说律诗绝句渐成习套潜力无多,故转而作他体,以求新意。或者因为词有“近俗”及“小技”的出身,可以比诗更为随意地聊以娱宾遣兴,长于表现男女艳情。又,因为词是按曲填词,富于音乐的韵律变化。另外也有人认为,由于宋诗“言理而不言情”,便把抒情的功能交付到填词上去了,等等。

  参差不齐、平仄换韵,词也是诗体的解放,宜于表现更复杂的形象和感情。譬如五代时韩偓的《懒起》诗:“昨夜三更雨,今朝一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而同样的主题,在李清照的《如梦令》中却表现为:“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词情之表达更见一种“委婉形容”况味,摇曳多姿。

  词心词境亦随着时代生活和文人意绪的变化而多有变化。大略说,宋词流派,由晏殊、欧阳修、张先的清切雅丽开其端,又有柳永之含情幽艳靡曼近俗;继而有苏轼的雄绝一世、雄词高唱,沿此路有黄庭坚、陈师道下启南宋的辛弃疾、刘克庄等人的豪放词风。另一个系列则是一些精于音律和人工之美,追求纤丽精致的“专家词人”,如周邦彦、秦观、晏几道、李清照、姜夔、吴文英等人。

  如果从文化史的角度去看,宋词的主要色彩和风格趣味,大略不出宋代文化既走向成熟又趋于柔弱困顿的范围,体现着迟暮的美和感伤的情怀。

  借词论宋,还可进一步论述:一是宋词的进境反映出宋代文化艺术活动的“文人化”,越来越讲究文雅蕴藉,“意内言外”,也就是说“脱俗”。二是宋代城市经济生活的发达对文艺(包括诗词)的影响,不算小,词既与生活所要求的一定娱乐性、刺激性有关,便不能不有“从俗”“近俗”的特点,譬如“诗雅词俗”的说法。这两条看起来十分矛盾,实际上也未尝不可以并行:前面的“脱俗”是就文人化的格调境界而言的,后面的“从俗”则着重于题材和语言方面。

  雅与俗,既矛盾又可以协调,互为作用,这大概是传统文化在趣味上一张一弛而馥郁酝酿的一种特性。

  先说第一条,关于“脱俗”。词的出身本来是俗的(敦煌曲子词可证),在宋代发达起来有赖于文人的改造,氤氲化成。北宋词人柳永的词作是偏于市井俗气的,被士君子讥为不雅。据说,柳三变因作词而升不了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晏殊)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永《定风波》词句)。”柳遂退。正如晏殊对柳永的态度,所谓文人化,无形中倡导的是符合士君子道德观和趣味的所谓雅词,尽管宋词体系也有俗艳之词,却不成中心。

  第二条关于城市生活在文化、娱乐方面的要求,宋代是高涨的。“笙歌紫陌”“彩袖蹁跹”之类,令人想见市井中各色人等征歌逐乐的情形。上自皇宫盛会,中至文人学士的家宴结社,下到市民阶层的街巷深处,都有文人制词,乐工谱词,歌伎唱词。因而许多词作在相当程度上带有娱乐性、软媚性、通俗性,也无足怪。这种情况要到苏轼、辛弃疾一派新风出现以及危亡忧患的情绪增长才有所改变。但终宋一代,雅与俗,始终是既矛盾又互补的。通俗文化的倾向亦开始更多地体现在民间说唱艺术的兴起上。

  反映大众趣味和通俗性质的文艺活动,在宋代,开创了作为白话小说的话本和戏曲。话本即“说话”(近于讲故事,与唱、表演相区别)。艺人的底本,依据话本。艺人在勾栏内讲“小说”,讲史,讲经或说浑话。宋代话本小说之创作,同唐变文、唐话本有渊源关系,又因城市中市民文化消费的需要而勃兴。为了吸引直接的听众,它基本上采用白话叙述,并常常让市井细民成为故事的主人公,将爱情和公案作为主要题材。还有,开始重视结构安排,重视情节与刻画人物的生动性,意味着以俗文学的写实性取代正统文学的抒情性。

  在这里,包括讲史话本(它后来发展为具有广泛听众的历史演义体小说),表达上由文言到语体白话,方法上由言志抒情到客观描述,显然为文学传统提供了一些新鲜的趣味和表现领域。但雅与俗、旧与新、变与不变的冲突,显然也并不严重,它们沿着各自的路向各奔前程。虽然相互有吸收、有影响,雅与俗仍大体保持各自的经验世界,并且在许多传统观念上是共同的。

  由中晚唐到北宋,中国文化并未产生特别深刻的变化,但如果说不免物换星移,确也因为社会组织结构中平民阶级的兴起、社会生活中经贸活动因素的增加,逐渐形成不同的文化圈。其中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文化圈,一个是平民文化圈。前者趋“雅”,后者趋“俗”,似乎是双轨的,这种情况延续于宋代以后。当然“阳春白雪”同“下里巴人”并非完全隔绝,有时,士大夫也受“俗”的影响,譬如理学家朱熹等人的文字加入了许多白话、俗语的成分;同时民间文化也受“雅”的影响,如工艺器物讲究精致和素雅的风格等。

  然而,两个圈子毕竟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功能,而且士大夫文化自然占据着中心地位,并把传统文艺推向一个独具士大夫风神趣味的表现天地。譬如苏东坡的诗文书画所达到的成就,为后代文人所喜爱。表面看其笔墨钟灵源于才气性情,实际上,正是出世的理想和既难以入世又难以出世的体验塑造了这种不俗的文人形象。在宋代文化艺术活动中,这种“文人化”性质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

  例言之。一是嗜茶品茗,宋代文人对此极为讲究,“咸以高雅相从事茗饮,故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咸造其极……”茶里茶外,似有精微之道寓之,旨在“至静无求”“淡泊高韵”等。

  二是文玩鉴赏,对象为各种古器图籍和文房用具。宋人往往于清闲之燕留神展玩,至于痴好。如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谓:“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

  三是园艺,如办“花石纲”,进献种种灵石奇花、异木珍果,反映宋代园艺之巧夺天工。士大夫竞作《梅谱》《菊谱》等,并将其品赏移之于诗文词画。

  四是绘画的神韵与文人画之发祥。宋代绘画承五代成就并转发出山水花鸟这一中国绘画的主流,成为绘画艺术的巅峰期。如初期荆浩、关仝、董源的水墨山水画,将写实与写意、技法与观念相结合,于传统中另辟蹊径,至于笔简气壮、景简意长的幽远宁谧的境界,形成“尺幅千里”。进而,在北宋熙宁前后,绘画的方法、风格又进一步朝着士人情趣和神韵品位方向发展。苏轼提出了“士人画”的命题:“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到了南宋马远、夏珪的山水世界,则更是在无限的表现中企图超越有限,借点染自然而巧妙地表现感情的韵律。所谓“韵味清远,不为物态所拘”,也正表明士大夫文化在宋代确立了影响深远的“尚意”“重韵”的准则风范,并在其中塑造自足的文化性格。